范士贵：回望六四

1、躁动的春天

1989年的春天，我一个人躺在单位宿舍里，百无聊奈。湖北省总工会干校的名字有点像文革单位。干校在湖北省工会里面，位于紫阳路和首义路交叉口。我分到这里半年多了，说是老师，可是从来没有给我安排过上课，而是在教务科跟着几个老娘们打杂。心里除了惦记几个略有姿色的女同事，就是关心国家大事。两三个单身同事加个别有共同语言的老师偶尔在我的宿舍高谈阔论。

88年一同分到干校的有个复旦大学毕业的女同事阿谈，长相非常一般，可是却非常善于引诱帅哥。除了在老家有个非常帅气的男朋友,经常还有人从外地坐火车来给她送花。我自然也跟她在一起玩，尽管
什么便宜都没有占到。有次晚上我跟她在街上闲逛，他看见一个独自行走的帅哥，马上上去说：“帅哥，请我看电影”，于是两个人挎着胳膊就走了。留我一个人在街上凌乱。

还有一个单身同事阿朱，是《湖北工运》杂志唯一员工，编辑印刷发行都是他。阿朱活动能力非常强，经常看见他打电话联络各种关系。几十年后他兄弟二人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不是偶然的。

北大毕业的李老师是我们三个单身汉的常客。李老师文质彬彬，很有文人气质和理性思维。他老婆漂亮而多疑，两口子经常闹笑话。他们的独生女生来腿有毛病，在地上走路时总是不自觉的绕圈子。后来动手术矫正，大半身包在石膏里，孩子遭了大罪。

省工会领导大多是左倾棺材瓤子，对我们年轻人看不惯。有个主管领导倪主席，总在说他的父亲被还乡团杀害了。我就抱着他的秃头亲一口，表达同情。老家伙满脸通红,暴跳如雷。估计这也是我后来坐牢的主要原因。

有几个美女同事偶尔住在单身宿舍，惹得我心猿意马。我经常在梦中摸到她们的床上，各种快活。醒来只有懊恼。对于一个26岁还没有摸过女人的老处男来说，梦境是解决性欲的唯一途径。隔壁的女服务员是可以的，不过老范历来胆小，只能想想，不敢动手。连手瘾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能梦回大唐后洗一下湿漉漉的裤衩。

干校有个新疆工会干部培训班，为新疆工会培训在职干部。远离家庭的男女们很快就组成了几对野鸳鸯，公开挽手进出，在食堂互相喂饭，比大学生还开放。老范嫉妒的要死，决定逃走。

89年元旦，老范利用假期南巡海南。那时海南刚刚建省，全国人民都去淘金。一座小楼被几百个牌子盖住，门和窗户都看不见。街上有小姐排队出卖。找了几天没有找到工作，只好灰溜溜的返回。

夜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渴望有点事情发生。有天半夜，外面似乎有人潮呼啸，就像几年前在北京经历的学潮。我兴奋地爬起来，跑上楼顶，只见北方大火熊熊，天空火星飞舞。原来是发生了火灾。后来才知道是省政府的一个招待所失火了。

2、学潮

在期待中，胡耀邦逝世，学生开始上街悼念，社会开始兴奋起来，老范也开始兴奋起来。几个同事每天下班后在我的宿舍收听美国之音，讨论学潮进展，交流各方动态。偶尔也有其他朋友过来。接着武汉也开始有学生上街，然后社会各界也上街，不仅学校、工厂、报社，连党政机构也上街声援学生运动。从反腐败反官倒，到争民主要自由，全社会开始觉醒。尽管没有人公开反对共产党，但是大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希望给人民更多自由。这些要求和行动实际上正在摇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社会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想改朝换代，但是邓小平们看得很清楚。他们很快就开始准备铁腕镇压。

五四青年节，干校团委组织去洞庭湖岳阳楼旅游。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台湾老兵，跟一个照顾他的十几岁女孩打情骂俏，觉得很有趣。他说他在台湾每个月退休金好几千。我一个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块，激起我心中强烈的不平。

我动员省工会几个同事拿一个床单写了一个横幅，上街声援学生运动。一看省工会出面了，很多工厂的工人参与我们的游行队伍。大量的人群跟在后面,老范有一种领袖的感觉,兴奋异常.我们从紫阳路出发，走过首义路，转过阅马场，从黄鹤楼下穿过，走上武汉长江大桥。千万人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在众人步伐的共振下，长江大桥剧烈摇晃。这下把我们吓坏了，宣布游行结束。兴奋地人群继续往前，看到一辆小车要开过去,马上拦住。当时只有政府有小车，坐车的一定是当官的。众人一声呐喊，抬起小车，就要扔到长江里去。我们拼命阻止，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这次游行是六四学潮中我参与的唯一一次实际行动。

五月中下旬我开始每天写一篇“狼的嚎叫”时评，贴在中南财经大学，对每天学潮的进展进行评论。当时很喜欢齐秦唱的“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因此也开始发出自己狼的嚎叫。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理性的思考，也不明白民主的实际内涵,参与学潮主要是情绪的发泄。真给我一个民主的环境，我还会继续嚎叫，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全然自在。现在回想，就算我生在一个民主社会，以我当时的心态，我还会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允许一个人充分表达、尽情宣泄，应该是心里健康的必需社会环境。长期压抑的社会，导致毒素聚集在心，使身心受到伤害。一旦有机会爆发，往往是破坏性的。

这段时间我也去过一次北京，具体什么日期不记得了。为了节省买火车票的钱，阿朱在铁路部门工作的女朋友给我借了一个铁路工作证，可以免费坐火车。 到北京后也没有干什么。跟同学聚聚，上街看看。现在回想起来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很快形势越来越严峻。我还是每天上街看看游行，回宿舍跟同事闲谈。每天看着街上滚滚人流,心里有兴奋,也有满足.有一段时间游行队伍坐在京广铁路上，阻断了铁路运输。官方的口气越来越严厉。有时闲得无聊，就花一毛钱在湖北剧场看电影，享受空调的凉爽。阿谈辞职去海南追求她的一个男朋友去了。以后的几十年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后来她老家的男朋友过来找她，向我打听消息。我是一无所知。

终于到了六四的血腥镇压，有从北京逃回来的朋友带来了满街尸首的照片。我被吓住了，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在单位上班。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对我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

3、入狱

过了几天,有警察到干校来调查情况, 也没有找我. 晚上有个平时不怎么来往的同事悄悄来我宿舍,他告诉我,我已经在公安局挂号了,让我赶紧跑。我尽管有点紧张,但还是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有点渴望坐牢,好体会一下另类人生。再说我能逃到哪里呢? 二十多年的短暂人生，除了乡下老家，就是从学校到学校。毫无社会经验和生存能力的我也不知道逃到哪里、

第二天,几个警察到干校来找我,很亲切的说找我了解一点情况,还出示了传唤证。我心里一下踏实了,跟着警察去了首义路派出所。警察简单问了一下姓名年龄,也没有说其它的。只有一个年轻警察反复在桌子上写一个字,我没有搞懂.他就直接说,要装傻,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把我一个人放在办公室。我以为没有事了,准备回去吃了午饭再来。刚走出办公室,一个面露凶相的中年警察大声呵斥：范士贵，不要走。我吃了一惊，只好继续干坐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喊我出去。这次换了几个警察，让我上一辆警车。我拿着离开干校时左校长递给我的一袋面包上了车。这次心里有点慌。警察很和蔼的告诉我，不要紧张，带你去一个地方，你把情况说清楚了就回家。年轻人容易说点过头话，这是难免的。我们跟你一样，都是同情学生的。我的心里很快又踏实了。

警车驶过长江大桥，来到汉口。七拐八弯的来到宝丰路一个巷子里，进入一个写着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的大门。我完全不知道看守所是什么东东，以为跟干校一样就是个培训机构。进入看守所，看见一栋三四层的板楼，每一层都有一排铁门， 铁门关的时候整座楼都在抖。一个长相猥琐、没有穿警服的人让我高举双手，贴墙站着，从上到下搜身，拿走了随身携带的所有物品，包括皮带、钱、钥匙等。同时不断有警察带着犯人进出，大声呵斥着。然后这个警察告诉我在这里必须老老实实，只要跨过警戒线，哨兵就会开枪。还拿着电警棍在我面前一伸，电火花一闪。我心里一下子落入了谷底。

警察把我带到楼上，不记得几楼了。打开一扇门，把我推进去，后面一声巨响，把门关上。里面大约十多平米，一半是一个大通铺，一个角上是蹲坑（后来才知道叫将军楼），剩下两三平米的活动空间。屋里已经有三四个人，坐在床边糊火柴盒。我惊魂未定。大家还算客气，问我犯了什么罪。我说没有犯罪，很快就回去了。他们笑着说，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的都是重犯，不是死刑就是无期。你还想回去，做梦吧。我当时就傻了。

4、蹲看守所

号子里不准看书，打准大声说话，喇叭除了偶尔播新闻联播一般不出声。在号子里不准做任何其它事，只能糊火柴盒。一天糊两千个以上，一周奖励一碗蒸肉。进去的时候天已经很热。号子里没有电扇。夏天的酷热不用说了。第二天一个曾经坐过牢的朋友彭斌斌给我送来了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这就算开始了我的坐牢生活。

进来后，其它犯人给我讲了很多他们在下面看守所经历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说是每个犯人进号子的时候都要被打一顿，叫做走过场。然后号霸会问你一些问题，答对了没事，打错了一顿打。例如，他问你，灯是白的还是黑的。坐过牢的都会说，是黑的。门是圆的还是方的。你必须说是圆的。很多犯人进来时身体是健康的，过一段时间后就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有个叫李勇的小伙子，本来打架进来的，最多判几个月。可是被号霸安排为打手，把一个学潮进来的武刚工人打死，被判15年。

后来我碰巧跟这个号霸坐一个号子。他叫贵四佬。他告诉我，他们在下面看守所的时候每天靠打人取乐。
例如包饺子，就是用被子把人包起来，大家一起打。或者滴水观音。就是在冬天让一个犯人脱光蹲在地上，另一个犯人在他上面提一桶冰水，桶底一个小洞，把水滴在这个人头上，直到一桶水滴光。犯人冻得昏过去，再包饺子，打醒。或者让犯人互相捅屁眼。还有很多打法，我不记得了。有一天贵四佬觉得其它玩法玩腻了。就让几个犯人把一个犯人用床单包成尸体的样子，几个犯人双手把他举过头顶，唱着哀乐，缓缓走向将军楼，头朝下往蹲坑里面扔下去。这个犯人当场死亡。

所有这些事情管教干部都知道，而且默认甚至鼓励，所谓让犯人管犯人。出了事责任都是犯人的。贵四佬被判死刑。送到第一看守所，等候处决。其它死刑犯都是二十四小时手铐脚镣。贵四佬却没有上铐。他每天大声唱印度的流浪歌。喜欢跟我聊天。我们俩的昵称都叫阿贵，很有缘分。我说你不怕吗？他说，要死裸朝天，不死万万年。好像很看得开。但是我从他眼里看得出绝望和恐慌。

过节时伙食里有点肉，贵四佬把号子里所有肉都挑出来，我们两人吃。也许他觉得打死了闹学潮的，想讨好我表示一点后悔。我判刑后听一起住过的犯人说，贵四佬枪毙后，大家半夜里还听见他在监号里唱拉亚啦拉亚啦。

一般看守所新犯人进来，头三天不准吃饭。要把他的油刮下来。第二个三天吃份饭的一个角，叫做月亮湾。开始听说时我不相信。因为我进去后既没有挨打，也没有扣饭，一日三顿，一顿二两蒸饭，一勺寡淡无味的菜。看守所高价卖方便面和花生米。我们号子里几个人账上都有结余，就买方便面花生米改善。
有一天一股臭味远远飘来，一个新犯人押进来。他叫张士胜，是一个捕蛇人。有一天他们抓蛇回来，坐公交车不愿意买票，还抢了售票员十五块。正好碰上严打车费路霸 ，首犯被判15年。张士胜4年。判决后送到一所。张士胜说在纸坊看守所，一天只供水半小时，只有号霸可以洗澡。所以他半年没有洗澡没有洗脸，浑身奇臭，瘦的皮包骨。他一进来就蹲在墙角说，动手吧，老大。我们说，一所不打人。几个人帮他把衣服脱下来扔出去，把他洗的干干净净,换上干净衣服。吃饭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四份饭都给他，他说没有吃饱。又给他几包方便面，还说没吃饱。我们怕他吃坏了。没敢让他再吃。他说他半年没有吃过饱饭。我有点不相信。没想到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变成了一个大胖子，从不到一百斤变成将近两百斤。他说他在外面就是两百斤，现在不过恢复了原样。

很奇怪，我现在突然想起了已经忘记了几十年的几个同号好友。有个经济犯叫李一先，是汉口大智路税务所的税务专管员。学潮之后共党假装反腐，他被查出贪污，数字记不得了，似乎只有几百元上千元。被判刑十多年。我们约定出狱后一定见面。可是分手后再没有见过。

还有一个王响林，武汉中院附近村里领导，利用知情权占地建房，拆迁时获得大笔赔偿。什么罪名记不得了。他每天不是唱就是哭。通过与武汉中院交易，判刑很短。出狱后我去找过他，他开着豪车，送孩子上8万元每年的贵族学校。那时一般人工资只有三五百元。

在下面号子里，你如果说饿，据说特别恶劣的号霸会让你吃下他拉的屎。还要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好吃。你如果不服，就会被毒打。看到别人被打的过程，吃屎也是愿意的。你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二十四小时有人看着。你如果绝食，他们马上从你的鼻子里插一根管子到你的胃里，把糊火柴盒的浆糊灌进去一大盆，撑起大肚子像个孕妇。你求饶，说再不绝食了。才不给你机会。直到你被整的半死，其他犯人被吓怕为止。

我们号子里最温馨的时刻就是傍晚糊完了火柴盒,开始唱歌聊天。看守所有世世代代囚犯留下来的囚歌，大多凄惨。很多犯人可以唱几十首。可惜我是一首都不记得了。刑事犯每天有半个小时放风，可以在院子里转一转。唯独政治犯不能放风。我半年不知道放风的感觉。号子里对着铁门有个窗户，正对着公安局家属楼，我就对着家属楼望眼欲穿，看看别人家里的女人，好来个意淫。楼下有个养猪的，经常听见杀猪的声音。墙边上有一颗南瓜秧，看着他慢慢爬上墙，慢慢开花慢慢结果，慢慢变黄。

我们在号子里谈论最多的就是吃和女人，过一下干瘾。干部给犯人最大的奖励就是给一颗烟。大家拆开，分成几段。卷成喇叭筒，一人一口。号子里严谨用火，我们就从被子里抽一点棉絮，裹上保存下来的烟灰，用木板在床板上使劲搓，直到冒烟，使劲一吹，火就出来了。我不抽烟，但是每次提审，我都找干警要一颗烟。回号子的时候，管教从来不搜我，他们知道我家里穷，没钱从外面买东西。我每次都能顺利的把烟带给号友。

在一所没有人欺负我，也没有挨过打。有一段时间一所翻修，我们临时送到二所，挤进几十人一间的号子。干部特别交代，我坐在中间，既不是打手，也不是被打的人。看见号霸坐在第一的位子，有吃有喝，有人按摩，有人给他唱歌，有人给他跳舞。紧挨着他的是他的打手，每天打人取乐。我有几次坐的不直，打手上来掐着脖子不让出声，另一只手上来就是几耳光。或者一脚踹在脸上，脖子差点踹断。打手满脸笑容，告诉我，这是教你做人，你要感谢我们。后来一所郭干部知道我挨打，把我调到贵四佬的号子里，贵四佬照顾我，我才没有再挨打。写到这里，我很怀恋贵四佬。

一般家境好的犯人每月都有人送吃的来，我偶尔有不知道姓名的朋友送点东西来，因为不能告诉我是谁。有一个冬天的日子，郭干部喊我接东西。我接过从铁门的小洞里递进来的几件衣服。过了一阵子，郭干部告诉我，给我递东西的是我的老父亲。老父亲在乡下，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坐错很多车才找到看守所。因为不让接见，郭干部可怜我的父亲，违规把他带到监号门口，让他听听我的声音。只是不准对话。

5、判刑

进看守所的当天晚上公安局预审科就提审了我。我当时是行政拘留身份，也没有搞懂是什么意思。警察大约问了我学潮期间的活动，主要是要回忆“狼的嚎叫”具体内容。我哪儿还记得？他说，每个字都记得不可能，主要意思必须记得，否则就是抗拒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能是他念一句，我重复一句，书记员记一句，当成是我的口供。后来多次提审后我才记得我当时写的内容。

我早忘了首义路派出所警察让我装傻的告诫，非常老实的配合提审，让他们得到了满意的口供。

后来才知道，公安局办案几乎全部是靠口供。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拿到确凿的证据，只能靠口供。你不承认，往死里打。几乎所有案子都是打出来的。就算不是全部冤案，一半以上起码是违法取供的。可以说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冤假错案可能比文革还多，最起码按年份算的话每年跟文革差不多。酷吏冤狱是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光荣传统，只不过在共产党时代达到了顶峰。上帝不会饶恕这个不知悔改的罪恶民族，巨大的灾难一定还会发生。

有经验的犯人都知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只要你扛得住打，再大的案子也可能轻判，最起码能保住性命。像我这样老实胆怯的犯人一般都是小案办成大案，好使公检法干警能够立功受奖。我所见到的刑事犯没有一个不挨打的。就算你全部交代了，也要挨打，希望你说出更多东西哪怕是假的也行。这些年揭露的冤假错案只是冰山一角。那些真正穷凶极恶的罪犯大多得不到应有惩罚，特别是有钱有权有靠山的犯人都是办案人员的收入来源。司法系统人人贪腐，无一例外。

在看守所除了糊火柴盒，就是盼望提审。半年也没有提审几次，公安局结案后，正式逮捕。检察院提审一两次后就没有动静了。我心烦意乱。要求看书看报，他们不理。好像看过几次长江日报。有次看见长江日报头版报道，题目是:我市破获一起反革命案件，案犯邵启发被逮捕归案。过几天邵启发送到了我所在的号子。原来是个精神病人。住在南湖机场附近，嫌飞机太吵。给民航局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把机场搬走，再镇压学生，我就把机场炸了。两件事不相干。家属出具了精神病诊断书，警察不理。后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四年。不干活的时候，他总是坐在一边，手里做着糊火柴盒的动作，口里嘀嘀咕咕。有一次他看着刘汉兴不顺眼，上去就给一个大耳光，结果被大家痛打一顿。他四年没有任何改变，也没有减过刑。

我要求放风，他们不理。有一次我烦了，罢工不糊火柴盒了。可是坐着实在无聊，过了两天又日夜加班，把落下的产量补回来。否则周末吃不到那碗蒸肉。后来我又向政府汇报思想，就是想早点判刑。因为判刑后可以放风，有一定活动空间。我跟郭干部说，我就是反共，赶紧给我判刑。我想王丹才判了四年，我最多就判个一年半年的。郭干部很高兴的给我录了口供。他对我不错，我应该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

后来我跟邵启发、林自勇一起起诉到武汉市中级法院。开庭那天一进入法院的大院子，我心头一惊。这场景太熟悉了，院子车辆楼房阳光完全是我见过的样子，包括有个似乎很熟悉的人到警车边鼓励安慰我。可是我从来没有来过。几十年我都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信主后也不能理解。难道这是上帝命定的经历，在梦里给我提示过？近年来看了很多相对论、量子力学、平行宇宙、时间轮回的视频，又有了新解释。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林自勇原来是湖北船厂工人，后来混社会，摆摊跳舞玩姑娘，也是文学青年，诗写得不错,活得很潇洒。六四之后在街上贴标语，要求释放学生。结果被抓。那时风声鹤唳,一片红色恐怖,敢出头抗争,胆量非凡。

我跟林自勇都判了五年。冬季的某一天，囚车押送我们三人去省劳改局入监大队。这个地方是新犯人报到的地方，然后分往各个监狱或者劳改队。囚车路过武昌彭刘杨路，林自勇有个朋友杨晓阳在路边开了一个广告招牌店。林自勇拼命喊：晓阳晓阳。杨晓阳追出来，跟着囚车跑了很远。答应马上去劳改局找同学帮忙，争取分在武汉监狱服刑。杨晓阳追赶囚车的景象模糊还记得。杨晓阳后来成了大老板，给林自勇、包括我们一些朋友提供了很多爱心帮助。

湖北省劳改局原先位于起义门，就是首义路最南头。以前在省工会时，曾经多次散步路过。没有觉得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入监时劳改局搬到了长虹桥，靠近南湖机场。劳改局入监大队的管理犯人如狼似虎，他们都是有背景的犯人，分在劳改局管理犯人，比正规干部还牛逼。我们进号子都要按规矩走过场，可是我们没有怎么被打，只是要求洗一个冷水澡。寒冬腊月，我们身上没有肥膘，穿着厚棉袄都冷得够呛。我很紧张，脱完衣服，倒一捅冰水在身上，马上檫干，再穿上衣服，反而觉得身上很暖和。

入监大队比武汉一所野蛮很多。号霸也没有多大权威，外劳的犯人才是爷。他们可以毫无理由的毒打犯人。我们号子里的号霸也经常被毒打。林自勇在社会上是混混，又有同学在劳改局工作，他一进来就想当号霸。这还得了，马上冲进来几个外劳，把林自勇的头踩床沿上，拳打脚踢。然后拿鞋板抽打， 以至于鞋板被打断。毒打了个把小时，打手都累得气喘吁吁。换一拨人再打。最后林自勇几乎昏厥，喊叫的声音都没有了。他的头上肿成葫芦，穿着厚厚军大衣的身上全部打肿。分到劳改队后好几个月都没有消肿。林自勇身体健壮，没有造成什么内伤，实在是奇迹。要是我的话，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6、入狱

在省劳改局呆了几天，我们三人一起分到湖北省第一劳改支队，位于汉阳县新龙镇的汉江边上。这个地方又叫新生砖瓦厂和新生塑料厂。当时是怎么去的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刚去的时候在入监队，学习监规队纪，干一些杂活，一天几个小时操练走步，没事的时候一般坐在监舍。要上厕所，必须先举手报告，经管理的犯人同意后才能去。晚上统一收看新闻联播，听管教干部训话。

邵启发因为精神紧张，频繁上厕所。特别是晚上，大家都在睡觉，他会突然大喊一声：报告！把大家吵醒。有时会被值星扇一巴掌。有次半夜他没有喊报告，下床就往厕所跑。值星说他要逃跑，罚他贴墙五分钟。何为贴墙？就是面朝墙站立，双膝贴在墙上，双脚后移一尺，用脚尖站着。膝盖以上贴在墙上，双手高举贴墙。一般人坚持五分钟就会瘫软。建议看到这里的每个看官先试一下，然后再接着看下去。

我怕邵启发贴墙的时候尿裤子，就向值星求情。值星大怒，说，你个新犯子，敢为别人出头。好，邵启发去上厕所，你来替他贴墙。他要我贴墙30分钟。30分钟后看我还没有瘫软下来，又加了5分钟，再加半分钟。我的腿脚大幅度颤抖，从头顶到脚底被汗水浸透。后来我是怎么回到床上的完全不记得了。想到这里，只有一股强烈的屈辱感泛上心头。

入监队结束之后下到六中队，开始时政治犯单独一个监舍，后来跟刑事犯混住，后来政治犯多了又单独关押。具体什么时间都不记得了。刚下六中队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家的同乡罗列龙，很是惊喜。他是我们老家邻村的。在老家时他到我们家找我玩过，他是社会大哥。83年严打被抓，差点枪毙。他对我很照顾，把自己的夜班饭留给我吃。可是我对不起他，满刑后回老家，他找我帮忙，我无力相助。

另一个沙洋老乡许琼林也帮助我很多，但是他是栽枚子，也就是在监狱没有地位，被人欺负。许琼林心理有些问题，每天故意惹恼别人，被别人痛打一顿，他像杀猪一样嚎叫，然后就安静了。他也是83年严打被判无期，后来改判10年。逃跑几次被加刑。奇怪的是后下来的改判通知书却没有把加刑算上去。监狱也假装不知道。10年后把他放了。满刑后我去沙洋镇找过他，没有找到。加上自己过得艰难，也没有再去找。
下队之后可以在中队的监舍范围内活动，可以看电视，也可以看书。犯人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每月可以来探视一次，送一些吃的来。我们政治犯开始不允许探视。大约一年后才能探视，也只限直系亲属。老家朋友余华冰大约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他现在也在柬埔寨谋生，日子还过得去。老母亲跟大外甥来探视过一回，大外甥两眼含泪。老母亲假装大声责备，然后低声告诉我别介意，是做给干部看的。父母双亲一生不合，在我考上大学后两人分家。他们劳碌一辈子，我是他们最大的希望，我坐牢对他们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我满刑不久母亲病逝，死前无钱做检查，不知是什么病。医生估计是胃癌。父亲活到80岁。去世时我在北京挣扎谋生，没有回去送终。

90年六四周年的时候，大约是为了防止我们搞活动。监狱给政治犯安排了非常重的活路。有些人被关进禁闭室。干部说，让我们不要怪他们，这是中央的指示，为了把我们的反革命气焰打下去。 我被安排到大窑烧砖，主要工作是往里面摆砖坯以及把烧好的砖搬出来。里面温度高达60°，塑料拖鞋都是软的。为了不把人热死，巨大的鼓风机对着工作面强风猛吹，尘土飞扬，难以呼吸，睁不开眼睛。真佩服那些刑事犯，几乎闭着眼睛，活干得迅速，而且秩序井然。我刚进去的时候，完全摸不着砖。经常把砖砸在同伴脚上，要是其他人早就挨打了。可是他们不打我。由于温度高，每15分钟就要换班一次，出去透透气。只有我不准出去，休息的时候也要在窑里。有干部在窑门口守着。在里面干活都只穿一个小裤衩。下班的时候出窑，每个人身上都是厚厚一层灰，完全看不出你是谁。如果不动的话，就是一个泥塑。

在砖瓦厂干活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首先吃饭管饱 ，其次没有太多政治学习走操和叠被子。过了一段时间，我适应了在大窑干活，要求留在大窑中队。狱政科不同意。

后来又分到塑料中队，在三百度的蒸汽辊上翻卷融化的塑料。塑料放出的毒气使人窒息。只要塑料车间一开工，附近的树叶青草都会毒死。塑料车间三班倒。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是早班，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是中班，晚上十点到早六点是晚班。每班一个星期。刚刚适应了，又要换班，很不舒服。

刚开始天天觉得肚子饿。早上一个小馒头，中午晚上二两饭往往夹杂着砂石，菜都是农场卖剩下的老黄瓜烂菜叶。早班的时候，吃完午饭到下班的时候早就饿了，但是必须等到五点吃晚饭。中班的话，五点吃饭，十点下班，只能饿着肚子上床。没有副食供应，你账上有钱也不给你买。夜班会有个包子。所以我多次要求上夜班，但是监狱不同意。只有那些管理犯人的犯人有些特权，请干部高价买些菜回来自己做着吃。我后几年饿习惯了也就不觉得难受了。

7、狱中生活

想起狱中生活，很有些杂乱，不知从何说起。犯人都是军事化管理，走路都是排队走，遇到干部或者武警必须退后报告。除了上班以外，无休无止的走操，向左转向右转，一走几个小时。然后就是叠被子，弄几块板子撑在被子里，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任何一点褶子都要扣分。

平时考核是双百分。生产一百分，改造一百分。每月达标得一个表扬。好像是三个表扬可以记功一次。记功后可以申请减刑。实际上每月很难达标。一不小心就扣分。生产中出点事故要扣分，被子没有叠好要扣分。有时干部看着你不顺眼也会找茬扣分。

犯人穿着统一的蓝灰色囚服，胸口有个牌牌，根据表现是不同的颜色。具体是些什么颜色不记得了。我因为表现好，有段时间在政治犯里面比其他人高一个等级，可以去一些其它犯人不能去的地方。

饭菜实在难以下咽。有段时间，我原来在看守所的号友肖刚老哥从厨房给我送一瓶酱油，我就用酱油拌饭吃。夏天为了防止肠胃感染，每个犯人发一公斤大蒜，就用大蒜拌饭。我家里没有人送吃的来，只能熬着。好在孙三宝家里每月送榨菜炒肉丝，其他家在武汉的难友也有亲属送吃的来。但是总吃别人的也不好意思，穷人都有很强的自尊自卑，我就有时回避。有一回我跟叶幼文挖了两只老鼠，做熟了大家每人分一小块，难得的美味。

监狱分为生产区和监舍区。在监舍区只能在本中队院子里活动，在生产区只能在所属车间活动。脱离监管区域按脱逃处理。会被关禁闭、扣分、挨打，甚至加刑。没有干部带领跨越警戒线，武警可以开枪击毙。见到过几个犯人被枪击的伤口。有一个松滋县老乡，好像姓胡冬成。有次在大门口劳动，站岗的武警故意叫他过警戒线拿什么东西，可是他一跨过警戒线，这个武警就开枪打中了他。这件事把管教干部气坏了，故意把这个武警喊到监舍，犯人捂着他的头，痛打一顿。后来这个武警被清退。

犯人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的事时有发生。犯人身体弱，不经打，不小心就打死了。有一次一个犯人被打死，按病死处理，直接火化，然后才通知家属。家属不服，在大墙外抗议。狱政科直接抓捕家属，交法院判刑。有个姓袁的荆门老乡据说跟一个漂亮的女干部搞上了，被女干部的老公打个半死，几根肋骨被打碎。手术取出碎骨后，胸口像一面没有充气的鼓，只有一层皮荡着。我曾经问他故事情节，他不愿意说。这个女干部一直在我们车间，是我们能看到的唯一女人，长得确实漂亮，据说跟很多犯人有染。也是我意淫的对象。我身体弱， 胆子小，不惹事，很少挨打。

刚进去的时候，伙食好一点，每周都有一次荤菜和一次豆腐。后来西方制裁中国，劳改产品不能出口，监狱收入下降，再也没有荤菜了。干部告诉我们，劳改队所有的支出都要自理，包括警服枪支弹药都是自己购买。国家不仅不拨款，劳改队每月还要上交管理费。劳改队经济收入急速下降，发动犯人给外面的亲友写信推销砖瓦塑料制品，收入五千可以得到记功。等于拿钱买刑期。美帝制裁实际上增加了人道灾难，使我们的日子过得更难。

监狱里人性扭曲，有钱就是老大，干部都要讨好你。监规明确规定，不能互相帮助，而是要互相监督。揭发有奖。我揭发过几个坏人，可是不仅没有奖励，这些坏人反而更加张狂。监狱不仅不是改造罪犯的 地方，反而是制造罪犯的地方。打人在外面是犯罪，在里面是立功。干部很少直接打人，他们鼓励指示犯人打犯人。很多偶尔犯罪，尚有良知的犯人，坐完牢后成为真正的罪犯 。社会上的恶性案件大多是坐过牢的人干的。

劳改队每年都会有人逃跑。跑一个犯人，所有人都要被惩罚。从监狱长到主管干部、值班武警、管理犯人和所在中队犯人都要受处分，全监狱犯人都要受牵连被严管。逃跑的犯人一旦被抓住，立即打残打死。有一次一个叫马文革的犯人逃跑后被抓，据说当着他的家人就把他的腿打断。抓回来后干部、武警、犯人轮流打，再拖到每个中队轮流批斗。我看到拖来的是一具血肉模糊的跟死尸差不多的东西，还戴着手铐脚镣，哗啦啦作响。一旦听到警报响，就知道有人逃跑，所有人心头一紧。又有几个月所有人都不得安生了。

如果不在上班，每天晚上新闻联播后都要开会，干部训话，讲生产讲改造学文件，批斗反改造分子，挂一个牌子在脖子上，写上反改造分子某某。积极分子上台发言，跟文革类似。头一年，我有幸当过几次反改造分子，有一次全厂通过闭路电视系统开我的批斗会，兰政委的训话杀气腾腾。据说后来兰政委因为贪腐被抓。后几年气氛没有这么紧张，监狱忙着抓创收，批斗就不多了。

有时电视有好节目，监狱也破例允许犯人收看。特别是有球赛的时候，规定的睡觉时间也可以看，似乎犯人干部都是球迷。老范从来不看。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使我很兴奋，很盼望，燃起了我的美国梦。到现在听到这个片子的插曲，我的热血还会略微沸腾一下。

写到这里，在油管上找出《北京人在纽约》看了一集，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兴奋感了。三十几年过去了，老范一家的境况还没有任何改变，一直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真是觉得活的没有意思。

劳改犯大多是文盲加流氓，有文化有技术的很少。我刚到入监队的时候，教育科听说来了大学生，马上过来找我，想让我做犯人的文化教员。可是监狱领导不同意。后两年我成了改造积极分子，才让我当文化教员。可是犯人根本就不学习，在课堂上捣乱。有几次我还跟学员打了起来。别的教员都是专职的，不用参加劳动。我是白天上班劳动，晚上给犯人上课，心里不爽。不过不用参加晚上的政治学习，也算个好处。

8、政治犯

我们在一起服刑的政治犯有二十多个，来的时间不一样，大多是大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单独住在一间监舍。刚开始的时候派有点文化的犯人管我们，带着我们学习毛泽东著作。但是水平有限，说不过我们，不停换人。后来派有文化的年轻干部管我们，也是同样的结局。最后好像没有管我们的专管干部了。把我们分在犯人生产小组，跟他们一起上班干活。除了集体开会，也不专门组织我们学政治了。只是在重要时间，例如苏联解体的时候派人调查一下我们的反应。

这些难友分别是林自勇、邵启发、史汉林、刘汉兴、叶幼文、蒋品超、宋学东、冯海光、刘丰就、唐富刚、曾祥文、胡小舟、高远、柳向前、易水清、郭希贤、杨孝华、萧远、李海涛、孙三宝、潘会家、张浩、王长江等，还有没有其他人想不起来了。

我最佩服林自勇，他无论什么时候都在埋头写他的诗文，抓住劳动的每一个间隙在推敲。尽管我看不太懂，还是非常佩服他。他写了很多诗，还写了一部小说《幻象大限》。不能写的时候，就跟我们吹牛，说鲁迅不如他，那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不如他。满刑后一直到现在他都靠编稿谋生，《幻象大限》出版后没有多少读者。我们俩一同在北京搞过编辑出版和发行，无果而终。

胡小舟和曾祥文是连案，在监利县声援学潮被抓。胡小舟有些神秘，看起来獐头鼠目，喜欢麻衣神相之类，自创了一门《墨相学》，用毛笔写字绘画。也写诗。林自勇总看不起他。三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听人说他在街头看相算命谋生。

曾祥文会画黑板报，他隔几天就要给我们中队出一期黑板报，很多时间不用劳动。我们两人很谈得来。满刑后他为了赚钱钻天拱洞、投机取巧。据说因为绑架撕票被判死刑。我一直不相信他已经死了。多次在梦中见到他。

蒋品超是天门人，从荆州师专刚毕业就被抓，也会写诗，有天门人惯有的聪明狡黠。现在在美国发展。曾经为我大外甥患病募资。

史汉林是武汉内燃机厂工人，也是写了一封信被判四年。他瘦弱不堪，像一只虾米。满刑后我去武汉关山见过他一次，后来电话联系过几次。再后来慢慢就失去了联系。

叶幼文是湖北农学院学生，也是在荆州。眼睛不好，喜欢研究中医。床上的标牌写的像叶幼女。我们就一直叫他幼女。他答应把他漂亮的妹妹许配给我，没有兑现。出来后创业失败，好像找了一个三陪小姐当老婆。然后失踪了。林自勇去他家找过。家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宋学东也是学生。满刑后除了一次在林自勇那里见过面，再也没有来往。

冯海光是我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中专没有毕业。在监狱里革命激情高昂。现在靠妹妹妹夫的关系在澳大利亚发展，好像还不错。

刘汉兴是武汉探矿机械厂工人，学潮时用粉笔在墙上写了打倒共匪四个字，被判四年。他后悔得不得了，怪学潮害了他。天天哭喊“宝琴啊我的卢宝琴”，怕老婆不要他了。他是真正的悔改，被减刑半年。满刑后，卢宝琴还是离开了他。

孙三宝也是湖北船厂工人，林自勇的同事，比我们年纪大。学潮时组织工自联。六四后在电视上认过错，还是被判八年。在劳改队他对我们这些年轻的难友很照顾,想办法为我们改善伙食。他一直暗中与监狱当局作对，不认真干活，认为老实服刑就是屈服和背叛。他当兵八年，坐牢八年。把老婆孩子害苦了。满刑后老婆也不与他同居。他在北京为找了一个相好，一同打拼。前几年因病去世。想起来心里难受。

刘丰就是湖南邵阳人，在华中师大进修时支持学潮被抓。说一口毛泽东普通话，性情特别热烈执拗刚硬，决不允许有人说六四的坏话。他却是唯一一个理解我减刑的难友，他说骗一下共产党，减刑回家有什么不好？满刑后他多次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又被抓了几次，被劳教好几年。为了给自己平反，他一直上访。同时帮助其他上访的人打官司。没想到打赢了很多官司。于是他就成立公司，专门替上访的人打官司。他的名片一面写着：打天下官司，翻世上冤案。另一面写着：铁肩担道义，妙手打官司。我后来观察，他慢慢变了。也对上访的人坑蒙拐骗。让很多上访的人雪上加霜。在利益的诱惑下，良知慢慢遗失了。

唐福刚是湖南湘西人，本来已经在湘西司法局上班，被抓回判刑四年。他跟我一样出身贫苦农家，从来没有家人探视，心里脆弱敏感，容易受伤。现在在北京谋生。

高远是黄冈人，过了很长时间才从沙洋农场转过来。他好学聪明，善于跟人打交道。出来后经历了很多艰难，经商成功。现在是北京某个餐饮连锁企业老板。大概可以用富豪来称呼。也为很多难友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柳向前是个奇人，眼神迷离，德行不定。出来后在广州打拼，混迹于权贵中间,被称为广东地下组织部长。以诗人自居，靠不正当手法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为此跟方方打过名誉官司。他曾给自己改名柳中央，后来又改为柳钟秧。专门给政府写诗，据说一首诗得金几十上百万。可惜好命不长，前几年的一天半夜与高朋饮酒时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离世。

李海涛是武大哲学博士，因为帮助柴玲脱逃被判刑四年。海涛学识渊博，为人低调，理性而灵活。我因自卑跟他交流不多，只是经常让他讲跟他老婆的流氓故事。他的导师萧捷夫是萧远的父亲。现在他是南宁某个房地产公司老板，应该产业不错。我来柬埔寨时他给我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

萧远因为王军涛案被判刑。在外面时有太子党背景，在监狱没有人敢欺负他。他有一股居高临下的气势，我不敢跟他交往。他为人正直刚强豪爽。大家都称呼他萧老师。2006年他带着张前进来给我传福音。现在在美国定居，据说身体不太好。

潘会家是阳新高中班主任，组织学生声援学潮被判五年。他每天在研究学问。出来后写了几卷本的《民本论》，天天忽悠三宝和海光搞革命。他后来在北京开了技术转让公司，把很多农民和下岗工人骗得倾家荡产。再后来搞投资诈骗，骗取了大量金钱。曾经有一次骗了一个地方政府大笔资金被判刑。我在老家搞生态开发时，也差点被他公司骗。现在估计还在北京搞诈骗。

杨孝华是宜昌文工团歌唱演员。学潮时给香港一个机构邮寄了大量公开发行的报刊，没想到这个机构是特务机构，以间谍罪被判刑八年。快满刑时因为海外有媒体披露他服刑的情况被关禁闭三个月，天天吊打，身心受到摧残。出来后跟我一样为生计挣扎。我2017年来柬埔寨就是来找他的。现在受疫情影响他也失业了。心情不好，过得很苦闷。

易水清是浦纺总厂工人，也是写一封信声援学潮被判刑。他平时寡言少语，跟大家都没有交流。多年以前我在北京南站碰到他，原来他上访多年，靠卖地图维生。他满刑后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法院卖了，于是开始上访，没有任何结果。因为他没有电话，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郭希贤在学潮时已经在一个劳改印刷厂服刑。他私自印了很多火车票，满刑后在外面卖。被抓后发现他正在组建一个政党，卖假火车票是为了筹集资金。被重判十多年。他跟我们这群文化人谈不到一块。后来自己要求调到刑事犯小组，跟我们就没有来往了。

王长江是武汉地质大学学生，服刑很短就放了。他有点神经质。有次在北京的一个商务会场见到他，他假装不认识我，只好作罢。

张浩是个普通武汉市民，刑期很短，跟我们没有来往。

邵启发满刑后再也没有联系，不知道他的神经病好些没有。

我们曾经展望有一天革命胜利时，我们要在黄鹤楼摆一桌庆功宴。可是现在有的死了，有的找不到了，有的远在海外，恐怕这辈子我们剩下的人都凑不齐了。渴望共产党倒台后我们这群人能得到补偿，剩下的人能够再次相聚，畅谈革命友情。

特别需要记一笔的是，除了我们这群现行反革命，在新生砖瓦厂还有一群历史反革命，是红安人。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红安居然有人发动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要恢复毛主席革命路线。被镇压后他们被判无期，而且一直是无期，没有改判。我跟他们交流时发现他们就是普通农民，什么都不懂，完全是被别人忽悠的。

9、减刑风波

我们这群人人品素质高低不齐，常常为了一些小事情争吵。有人要学共产党革命烈士的做派，大义凛然，不屈不挠；有人为占一点小便宜挖空心思，卑鄙无耻；有人经济条件好些，有人一贫如洗。不要说民主知识和民主素养，在这个严峻的环境下，表现出更多的是人性的阴暗面。我个人内心懦弱胆小狭隘，却要装出一幅刚强大度的样子， 精神上扭曲变态，身体上饥寒交迫。精神的空虚、性欲的饥渴日夜煎熬。想想王丹才判了四年，而且去了美国快活。我却判了五年，无人关心。内心充满不满和委屈。这种关于国家发展、民族兴旺的伟大事业好像不是我们这些小民能够承担的了的。

我开始思考民主的意义和内涵，在劳改之余，写了几十页自己对民主的理解。当时有个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邵干部非常同情我的遭遇，经常过来跟我聊天，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把我写的东西托他保存。没想到被刑事犯举报。办案警察对我一恐吓，我马上就把邵干部出卖了。邵干部被停职审查，差点判刑。我为此愧疚了几十年，到现在也无法原谅自己对他的伤害。只能在上帝面前为他祷告，希望我亏欠他的，上帝能够加倍补偿他。

出于对难友的不满，我也开始反思六四。我想这群人品能力都很差的政治犯如果上台执政，还不知把中国折腾成怎样。出于这样的思考，再加上心理的怨恨委屈，我写了一些讨好当局的文章。监狱马上把我树为改造典型，后来还给我减刑半年。我的反思和减刑在难友中造成了很大纷扰，有人说我是叛徒，李海涛苦口婆心的劝告我，林自勇对我大声怒斥。我跟大家的裂痕越来越大。

很多难友不服从监狱管理，或者在劳动中投机耍滑，或者动不动抗议罢工，结果带来警方的毒打和禁闭。冬天他们在禁闭室没有寒衣，监狱也不准中队给他们送过去。我从来不跟警方作对，认为犯人就应该服从管理，因此成为改造积极分子。我可以进去禁闭室，所以给他们送去被子棉衣。现在回想，狱方历来就是在犯人中制造分裂，各个击破。他们从来没有信任过我，我不过是他们制造分裂的工具。出狱之后几十年他们对我和我家持续的迫害就是明证。

无论难友们是否原谅我，我自己已经原谅了我自己。当年作为一个年轻人，身心都软弱，没有社会经验，希望日子过得好一点，没有什么错。而且我从来没有故意出卖和损害难友的利益。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去三宝家。那时三宝还没有出来，在里面挨打。三宝的妹妹问我是否是我向警方汇报，导致三宝挨打。我无言以对。我理解大家曾经对我的怨言。大家都不容易，有点埋怨和争执很正常。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圣人。

我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社会就是要一个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声音、行使自己的权力，不被权贵欺压和迫害。我曾经认可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如果搞民主把社会搞乱了，到头吃亏的是老百姓。中国国民没有信仰，不知敬畏，必然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现在看来，独裁统治的稳定所带来的的灾难远胜过天天打仗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在共产党统治下，老百姓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各个行业各个层面都在对老百姓进行无情盘剥和伤害。一旦生病，医院会剥夺你的生命和金钱；一旦惹上官司，公检法机构会把你搞得倾家荡产；孩子要上学，一家人的积蓄都被学校拿走，而且还培养出一个脑残；你吃的东西都是伤胃的；你喝的东西都是伤肝的，你吸的空气都是伤肺的。你开个小店，被几十个有关部门吃拿卡要。你如果不判附权贵，你是发不了财的。你如果坚守正义，他们不会给你活路。整个社会逆淘汰，魔鬼当道，黑暗横行。这样腐烂的社会能让他稳定吗？唯一的方法就是彻底砸烂，重新洗牌。也许几十年后还是一个暴君上台，但是至少给了百姓发泄和选择的机会。如果能像苏联那样和平转型当然是最好的，但是苏联很快回到了普京专制。没有经过烈火的洗礼，不会有凤凰涅槃。希望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

1993年12月19日，管教干部把我带出监狱。我四周看看。在这个地方呆了四年，不知道周围是什么。原来大墙外面是一道深深的壕沟，壕沟外面是枯黄的农田。劳改队门前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子路通往远处的集镇。我拎着行李往前走。 农场的一辆拖拉机捎我一程。路上遇到几个朋友租车来接我。我上了车，开始进入大监狱的新生活。

作者简介：

范士贵，男，58岁。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1989因支持六四学生运动被判刑5年。几十年来受尽逼迫，到处流浪。现在被困在柬埔寨。一家四口正在寻求出路。

(文章轉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