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忌·論壇

《水浒传》里的宋江，是梁山泊义军之首，为天罡地煞排名第一位的天魁星，字 公明 。梁山泊一百零八星之主，浑号 呼保义 ，又号 及时雨 ，因肤色黝黑又称 孝义 黑三郎 ，重情重义且乐善好施，是誉满天下的英雄好汉，大名传遍社会底层，到了亮出名号就能让草莽礼敬跪拜的夸张程度。呼风唤雨的宋江究竟是什么来头？原乡居士认为，宋江的人物原形来自唐宋两朝的两个李璋，且与景教有关。《水浒传》的宋江本身就暗指为 景尊 ，梁山起义就是景教起义。 及时雨宋江和景尊聂斯托利 景教是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年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于431年厄弗所大公会议上被判定为异端的聂斯脱里主义 (Nestorianism)。唐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后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The Luminous Religion of Ta-chin)。得到唐太宗的支持，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灭佛运动，景教也在废止之列，后转入秘密活动，并与其他宗教形式合流。 2014年5月13日，河南洛阳出土的一方墓志日前被认定为唐代景教徒墓志。墓主人花献“常洗心事景尊，竭奉教理”，“内修八景，外备三常，将证无元，永祗万虑”“为法中之柱础，作徒侣之笙簧”。墓志中出现的“景尊”“八景”等尊称和术语，在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景教文献中也多次出现，教堂称景寺；教主称景尊。 景教文献中屡见“景”字，教称景教（“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又“明明景教，言归我唐”）；教会称景门（“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又“更效景门”）；教堂称景寺（“于诸州各置景寺”；又“重立景寺”）；教主曰景尊（“景尊弥施诃”），又曰景日（“悬景日以破暗府”，潘绅注：“景日喻救主”）；教规曰景法（“法非景不行”）；其传播曰景风（“景风东扇”）；其作用曰景力（“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曰景福（“家殷景福”），曰景命（“阐九畴以惟新景命”）；教徒曰景众（“颁御馔以光景众”；又“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教士曰景士（“白衣景士”）；僧之命名者有景净、景福、景通等。这一个“景”字，据阳玛诺 《碑颂正诠》 的解释，谓“景净士将述圣教，首立可名曰圣教景教也。识景之义...

摘要：景教亦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在中国传播福音时每每因循其情而开方便之门，大量援引摩尼教术语、概念及其思想。景教名称“景”的用法，当取法摩尼教之光明的崇拜；景教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三常”，有可能指明界或“慈父明子净法风”等，亦为摩尼教首创之概念；景教信徒常采用的“舟船”譬喻亦借鉴于摩尼教。《圣经》所涉船只、船主皆为实指，而八篇敦煌景教文献之中凡涉舟船，皆为譬喻，船主耶稣形象颇近摩尼教之光明耶稣；圣母玛利亚在敦煌景教文献中写作“珉艳”或“末艳”，而霞浦本《摩尼光佛》和屏南本《贞明开正文科》则称摩尼母为“末艳”，敦煌本《摩尼光佛法仪略》又做“满艳”。摩尼教之“末艳”“满艳”借自佛教“摩耶夫人”，景教当又转借自摩尼教。 景教，即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又称“东方亚述教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428—431年间创自波斯。 基督教作为景教的母体，其产生远早于3世纪形成之摩尼教，且其势力较之摩尼教也远为强大。然而，在东亚的特定环境下，景教对摩尼教的教义、术语、图像等却多有所借鉴。 首先，入华景教没有采用西方之天主教、基督教等名，其内部称呼亦基本不用官方给予的名称。官定名称一为“弥尸诃教”，《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云：“景净应传弥尸诃教。”[1] 二为“波斯教”，天宝四年有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2] 另敦煌写本S. 6551《阿弥陀佛讲经文》云“且不是摩尼佛，又不是波斯佛，亦不是火祆佛”。[3] 其中的波斯佛，即指波斯教。[4] 弃官定名称而不顾，却采用了一个“景”字。西安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称《景教碑》）谓：“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5] 按“景”字本义为日光，其上为“日”字，下为含有高或大之意的“京”字，即所谓“大日为景”也。故而佐伯好郎推定景教之名实即“大日教”，而大日教为当时长安流行的一种宗教。[6] 问题是，既然大日教自为宗教，那么，景教以别教之名取作自名，于理不通。历史上也不见此类先例。故此说不可信。 《景教碑》中复云“悬景日以破暗府”，正景教所以称景之真义也。清代学者误以为景教即火教（拜火教），误认为“景宿告祥”“悬景日”“亭午升真”皆指太阳而言，所谓景教，实依傍波斯火神而又润色以浮屠之门。[7] 此语虽极荒谬，然其对景教崇奉光明义之理解亦...

（一）石破天惊 景教碑，高大俊美，在一个叫“天启”的年代，破土而出。 天启之石，启示着一个石破天惊的信息——基督救恩以及在唐代中国的传播。 这块石头本身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 出土始末 明熹宗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利玛窦死后15年，景教碑破土而出。据各方记载，在长安与周至之间，因建屋与败墙基下掘地得此碑，完好无缺。西安府内派人查验，认为此乃佛教之遗物，故将之移至西安府城外金胜寺中。《陕西通志》有云：“金胜寺，即崇仁寺……即唐三藏法师译经处。” 当时，不少人认为此乃神石。第一个见到此碑的是住在西安附近岐阳的一个举人，名张赓虞。他看到碑上汉字，字迹秀美，是唐代文士吕秀岩（呂秀岩被認為有可能與呂洞賓實為同一人）的手迹。作者僧人景净，虽然不到两千字，但文意古奥，不易理解。张赓虞隐隐觉得此碑与一般佛道有异。碑上教义似曾相识，仿佛听过。他想起18年前的往事。那时他在北京为官，结识了一个洋人，名利玛窦，长须抵胸，不婚不宦，博识广闻，通晓天文地理，来自西洋，故人称西泰子。张赓虞细读碑文，发现碑文所载仿佛利玛窦所教，然而不敢妄自揣测，乃取得拓本，派人送到杭州至友工部侍郎李之藻家里，因为李之藻在利玛窦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 李氏一读之下，喜出望外，发现自己所信之教并非新近的舶来品，而是已在中国流行近千年。 利玛窦与李之藻，明朝第一个天主教徒工部侍郎李之藻 第一个看到景教碑的外国人是法籍教士、后来享有盛名的汉学家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他在利玛窦死后数年来华，用拉丁文编辑利氏日记，于1615年出版，轰动一时。金尼阁于1625年10月就匆匆赶到西安金胜寺，去研究碑上的记录。 1628年，葡籍教士曾德昭 （Alvare de Semedo）年来到西安，对景教碑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考证，又把碑文译成葡萄牙文在欧洲发表。通过他的译介，整个欧洲掀起了一阵轰动。短短十数年间，景教碑在西方宗教界及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旋风。 碑中之碑 景教碑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于1799年在埃及发现的“罗塞塔碑” (Rosetta Stone)、巴黎卢浮宫收藏，1868年在死海发现的“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和墨西哥国家博物馆收藏，在南美发现的古代亚阿兹特克族的“授时石碑”（Aztec Calendar Stone）并称“世界四大名碑”。四块奇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