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之后的革命蠢动是背叛民主共和

1913年的二次革命，又称赣宁内乱，起因是善后借款和怀疑袁世凯刺宋。 早在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孙袁谈借款问题时，孙同意：“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宋教仁案，也有观点认为真正凶手是陈其美。学者张耀杰在其著作中称宋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租界西捕房安然无恙，刚转进陈其美老部队改编的军营中，还未仔细审讯，就离奇死亡。姑且不论战争起因，关键是在已国会选举的时代发动这场战争是否正当？是为争权还是为共和？

临时大总统令：

自政府成立，五族一家，薄海人心，倾向共和，实为千载一时之会，乃有不轨之徒，籍端煽惑，意在摇动民国，扰乱治安，以重生灵之祸，幸人心厌乱，迭经先事，破坏不致危及地方，本大总统深维国势之艰难，不忍见五族人民罹于涂炭，所望共为良善，巩我邦基，若任少数凶徒隐谋蠢动，养痈成患，本大总统何以对我人民？

近据广东都督胡汉民电称，各省/立心不正之徒每以二次革命为口实，若不严诛一二，将何以遏止乱萌？请谕知各省，现在国本已定，如有倡言革命者，政府定予严办，俾奸人知所敛迹等语，指陈剀切洵为弭乱要图治。各省都督民政长官严饬所属，凡有倡言革命敢为国民公敌者，查有实据，即行按法严惩，以寒匪胆，而顺民情断不能狃，煦煦之仁以贻民国前途之隐患也。

此令。（通令严惩倡言二次革命党徒文，1912年11月26日）

民主不是一言不合就暴动，而是尽可能通过议会协商和妥协。善后借款在袁主政前孙同意，为何又事后变卦作为革命借口？宋教仁案，当时上海地方检察厅公开传讯了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司法独立审查，更没理由通过战争解决。翻看当时的舆论，大众普遍认为二次革命是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民国，对此持反对态度。

1913年，反袁革命爆发，孙文流亡日本，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孙任党总理，奉行领袖集权制，党员采用打指模的方式宣誓效忠党魁，组织形式从公开的政党退回到秘密结社的会党，1919 年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竖青天白日旗，搞一国两府。国旗五色旗难道不是国会议决的吗？

政治观点不合就暴乱，组织秘密会党搞地下活动，党员无条件效忠党魁，在合法议会政府之外另立军政府搞革命，以俄为师引俄入华，建立党军和党国体制，以党治国，这是在说中共暴乱和极权暴政的黑历史吗？实际上这都是自孙文开始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共政府每年“十一”把孙文的像摆在天安门广场。

2019年中共国庆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

孙文置议会民主的民国大局于不顾，屡次带头撕毁文明的政治游戏规则，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国民革命”，首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军阀主义，客观上起到了日本与苏俄第五纵队的作用，为来自苏俄的极权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形成、壮大并通过与国民政府血腥的内战篡夺国家政权做了铺垫，造成了社会的大动荡、大倒退，使得社会的和平转型、政权的和平转移几乎彻底失去了可能。

从基层社会而言，民元之后的革命更是给中国从乡村到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生灵涂炭，千年以来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毁于一旦。小说《白鹿原》就通过白鹿原的变迁从事实上否定了革命——不管是国民革命还是共产革命。 “把咱白鹿原弄成个烙人肉的鏊子了”，“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

尽管陈忠实本意可能没想往否定革命上发挥，但作为参阅大量真实史料的现实主义小说，写着写着就成那样了。

用平实又深入的笔法否定革命，这样的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里不容易找。

白鹿原是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小说比余华的《活着》好，更有深度也更丰富。 《活着》电影拍的不错，小说本身卖惨过于简单粗暴，缺少情境代入的真实感。如果说《活着》的悲剧更多是个体意义的，那么《白鹿原》就把革命带来的悲剧普遍化了，看起来也更具有毁灭性。

说到个体悲剧的，林昭被拖出去枪决，然后政府在上海上门找林昭母亲收5分钱子弹费。这个现实，比目前任何一部反革命题材小说情节更惨烈。

林昭后来在狱中的觉悟，也是源自对革命的彻底否定。她有一首血写的诗稿：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 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一代才华横溢的奇女子，被极其惨烈的折磨并结束生命，这本身就是对革命世代的控诉和否定。

历史是一面镜子。把镜子擦亮，才能照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