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民主共和与宪政危机

中华民国在大陆先后有北京、广州、武汉和南京政府。后三个政府，实际都是北伐战争苏俄赤化的结果，最早的北京政府才是各方妥协的合法政权。 2004年，总统府资政柏杨曾希望国旗恢复成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建议「换回我们原来最初的国旗，把现在的国旗收回，放回国民党党部」。

民主共和有三个关键特征：1.宪法保障公民权利，政府和党派必须在宪法下活动；2.国务为全体国民的公共事务；3.人民不从属于任何统治集团或个人。北洋政府期间，除了短暂流产的帝制，一直维持着民主共和体制，大部分时间设有两院制国会——民国的立法、民意和制宪机关。国会在法律上是不被解散的。

北伐后国民政府统一中国，1929年国民党三大宣布军政时期结束，「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开始，1947年，国民政府改组，设国务会议，一党训政结束，迁台后至1980年代间，国民党藉由戒严及动员戡乱长期实行一党专制。大部分时间，国民政府不是民主共和。中共政府则完全背离了民主共和，并将极权伸向世界。

制宪是民主共和的开始，1913年国会在天坛祈年殿制订宪法草案。李烈钧认为，无论法理还是政治而言，「宪法之不应仅由国会制定者。」先有国会，国会制宪，这是法式制宪，美式制宪则是先有宪法，再有国会。美式的优越性在于平衡行政和立法，不让国会凌驾于行政之上，破坏权力制衡。

袁世凯政府多次表达愿与国会协商制宪，梁启超也反对国会制宪模式，建议另设制宪会议起草宪法，成员包括总统、国会、政党和地方都督议会代表。但被国民党、临时参议院与国会坚决拒绝。国民党报刊强调:「制定宪法为议院唯一之权，无论何人不得干预。」甚至宣称:「敢强夺国会制宪权者， 请齿吾刃。」

法式国会制宪的封闭性特征，排斥了其他政治集团参与。法国二百年颁布十二部宪法，平均十六年一次宪政危机，美国1787年宪法则二百年一以贯之。宪草委沿用法式，只愿给内阁制度中总统虚权，但在规定总统的义务与责任时，却又要求必须履行总统制下实权总统的实责。这种权责不对等的总统，孙文都不愿意做。

早在1912年，章士钊就提出仿效美国制宪，同时，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各省都督建议：「仿美国各州推举代表之例，由各省督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二人， 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省者，集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程的意见得到十九省都督支持，但未被国民党占优势的国会采纳。

程德全

采用三权分立宪法原则的《天坛宪草》为《临时约法》增订版，袁世凯多次希望国会制定新宪制扩大总统权限，以利政务统一，都被国会内的国民党议员阻止。 1913年袁借口赣宁内乱与国民党有关，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休会，《天坛宪草》告停，袁氏另行制定《中华民国约法》。

无论《临时约法》还是《约法》都赋予人民空前的权利和自由，从立法上以平等原则保障个人权利，明文规定了独立司法原则，1920年，北京政府又以法令规定法官不得列名党籍。各派之间相互竞争，实力又相对均衡，也都愿意利用议会、报刊等作为自己参与政权、宣传观点的手段，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得以发展。

中华民国法统来源于北洋政府，不是南京国民政府。 1928年，章炳麟说：「孙中山后来的三民主义，乃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今日之中国之民不堪命，祸首实属孙中山。」他又说，「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是一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