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性和國家體制的轉變方式

倪匡说，“鐘祖康《來生不做中國人》，第一好書，但還不徹底。我今生都不做中國人，徹底失望。” 中國人真的徹底沒有未來嗎？如果沒有建立在造物主信仰之上的個體權利和獨立意志的覺醒，就不能擺脫腐化的依附性人格和不斷墮落的國民性，就不會有律法至上保護人權和自由的法治憲政社會，也不會融入文明世界。

有人認為，制度才是造成災難後果的根本原因，而不應該歸因于國民性，二戰後的東德、西德，朝鮮、韓國，幾乎是相同的起點，分治後實行不同製度，結果卻大不同。

細究根源，制度是第二原因，國民性才是第一原因。如果不從信仰、思想和文化上深入剖析，就無法有內生改變，只能依靠外力。日本、西德、韓國、台灣都是外力壓迫促成憲政制度建立；而英美加澳等國則是有內在法治立憲的需求。這就是國民性。 以東西德和南北韓作為例證，只是證實制度優劣導致的結果，制度的形成和建立則需國民基礎。

比如東西德的分治，并不是德國基於國民性的內生選擇，而是因為美蘇之間的戰略切分，制度是外部強加的，並不是自己主動要求。日本今天的憲政也是二戰後在美軍佔領的壓力之下才建立起來，同樣也不是主動選擇。以中國國民性，如果沒有外力壓迫，有主動尋求憲政法治的可能嗎？這個支共封閉的愚民專制制度難道不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嗎？

正如中國秦之後兩千年以來，始終沒有走出皇權專制，沒有產生法治和民主的訴求，甚至不知道什麼才是法治，自晚清革命了一百年，到現在極權橫行中國，始終沒有走進共和，這正是文化傳統所造就的國民性原因。

誰也不能保證，下一次革命就能幫助中國實現可持續的法治憲政，大概率的還是治亂循環。

有人認為如果不改變制度，國民性就無法改觀。因為在愚民制度下，可源源不斷地產生奴隸來。制度當然是改變國民性至關重要的原因，但制度是文化的產物，沒有這樣的文化傳統就產生不了相應的制度。只能靠外力，比如殖民。如劉曉波所說，香港殖民一百年變成這個樣子，大陸更大更複雜，至少需要三百年。

即便有觀點認為，當前的制度是在支共政權暴力下的妥協，但這暴力難道不是中國人自己強加給自己的？支共目前受哪個國際組織或海外敵對勢力操控嗎？說白了，這就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只是一部分有民族自尊心的華人不願意承認這個悲劇事實。

有不少人認為今天的局面是蘇聯借助支共入侵的結果。外因當然有，更重要的還是內因。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因為有太平天國、義和團，才會有共產邪教的大行其道，這難道不是一脈相承嗎？有問題不找自身原因，把責任都推給別人和外力，自己不反思不認錯不改變，只能盼好制度從天上掉下來。

一種制度的形成一定有它的國民基礎和文化傳統，而一種制度的改變只有內在改變和外力改變兩種形式，即便二者兼而有之，也有偏重某方面的傾向性。對中國而言，內在的改變極難，但融入世界文明潮流卻是大勢所趨，誰也阻擋不了，那麼，外力改變的可能性則非常大。這個外力，有日本、德國戰敗後被接管通過憲政立法強制改變的模式，也有如香港被長期殖民逐漸接軌模式。不管是那種模式，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幾乎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