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忌·論壇

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节假日不休息，人人自危，加班加点与伊朗全国各地街头群众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元旦。 明年会不会抵制过元旦呢？还真不好说。但伊朗的新年献辞显然是：自由都是奋斗出来的。 自由、民主和法治，这是世界大势，谁也挡不住，就连中共也把这三个词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 中国离真正的自由、民主和法治还有多远呢？ 只有一个老朋友的距离。

2017年的最后一天，读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传记，他的信仰，他的宗教观念，他对自由的认知，他的政治理念和他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他不但是美国国父，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之一，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 2018年，更多思考，更加精彩。诸位亲友，新年快乐! 爱和自由

话说我在蒙特利尔读书遇到最多的就是伊朗人。大多数伊朗人男的帅，女的靓，金发碧眼，大有古波斯遗风，常让人想起“ 风吹柳花满店香，胡姬压酒劝客尝”的美好诗句。因此，对伊朗人也有特别亲近感，常常借课下跟他们聊聊宗教啦，文化啦，还有大唐和波斯的友谊啦。 记得有个波斯姑娘特别聪明，能用英语跟我聊半天中国的老子，还跟我讲他们古波斯的历史。她对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很不以为然，她说早在伊朗就不信伊斯兰教了，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就会惹祸上身，甚至来到加拿大除了身边信得过的亲友都不说。您说这事儿她能告诉我，所以我说这姑娘真聪明。 四十年前的伊朗美女，相当于我们的“民国范儿” 伊朗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邪恶轴心国家之一，今年美国取消所有持伊朗护照的旅行者访问美国的便利，但加拿大就包容的多，伊朗人成群结队来到加拿大重建家园。上个学期，一位持学习签证在麦基尔大学学习的伊朗同学失落的跟我说，本来美国高校有个相关学术交流会邀请他参加的，可惜因为这样的拒签政策，无法进入美国。我只好安慰他说，这没什么，只能说明川普没文化，不了解咱大波斯帝国文明悠久，人杰地灵，早晚有一天会转过弯儿来的。 这不，伊朗的转弯儿开始了。只是咱大中华也是文明悠久，人杰地灵，啥时候开始转弯儿呢？ 哎呦，我真是太能写了，打住吧。?

安德斯·安德森·隆德比（Anders Andersen-Lundby，1841–1923），丹麦奥尔堡的风景画家，以擅长冬季风景画的创作而知名。1861年，他来到哥本哈根，1864年开始参加画展。虽然在在1876年，他随家庭一道移居德国的慕尼黑，但他主要还是在丹麦参加画展。 Anders Andersen Lundby，View of a Danish inlet，1874 Anders Andersen-Lundby, Vorstadtstraße im Winter Anders Andersen-Lundby, Winter Day on a Lake, 1887 Anders Andersne-Lundby, Winter evening Andersen Lundby, Herbstspaziergang im Englischen Garten München, 1887

看客：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 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 ——1924，《文艺会刊》第六期 觳觫（hú sù），害怕得发抖的样子。语出《孟子·梁惠王上》：“吾不忍其(牛)觳 觫，若无罪而就死地。”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灯下漫笔，1925年6月19日《莽原》第九期，鲁迅 猛然想起了雷洋和红蓝黄。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灯下漫笔，鲁迅 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灯下漫笔，鲁迅，1925年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

中国向来有一种不说话文化或会说话文化。这种文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由于年代实在久远，程度有所不同，但大体从秦代开始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很显然，如果先秦时代中国不幸有了这种不说话文化，那就不可能有百家争鸣的百花齐放，也不可能形成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儒墨道法纵横阴阳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财富的各家学说。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不说话文化的开端，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是这种文化的深化。再后来，中国人被专制极权逐渐驯服为沉默的羔羊。但又不是完全的羔羊，因为每到王朝末年，中国人突然焕发的狼性足以造成“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为夺取新王朝的政权，在中国人之间进行的杀戮足以让整个世界瞠目结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的这句话形容的很精当。 不管是爆发还是死亡，这都不是语言表达的常态。从秦代以后，中国人逐渐失去正常表达自我的能力，不信可以回看秦以后，中国人在哪些思想和精神领域有超过先秦诸子百家的创新？这种丧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非常态表达却慢慢被习以为常了。祸从口出，沉默是金这些教导成了日常的启蒙，少说话甚至不说话竟然成了高情商的表现。 在这个基础上，又延伸出来会说话的文化。会说话，就是专门拣过年的话说，什么好听说什么，听者爱听什么说什么，这种拍马溜须阿谀奉承的会说话，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也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孔子说，“巧言令色， 鲜矣仁。”意思是说，擅于花言巧语拍马溜须的，没有几个好东西。这句话简直就是对今天庙堂之上衮衮诸公的最佳评判。 群体性的堕落不是偶然的。鲁迅说，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中国文化在先秦时代，是率真表达自我，百家争鸣，崇尚天道的共容文化。 秦以后，皇帝君临天下，代表上帝统辖万民，从而政教合一，形成独尊天子一人的皇权文化。 清以后直到1949年，是中华民国建国先贤筚路蓝缕寻求自由民主，致力恢复中国民族道统传承的宪政文化。 1949年到现在，是一种什么文化? 不才认为，是撒旦教传人马克思病毒侵入和斯大林暴虐嗜血的撒旦极权文化。中间的80年代曾有一段短暂的人性复苏，89年以后，在血腥的镇压下，复苏的人性萌芽很快被张扬的物欲吞啮，变成了崇尚丛林社会狼? 图腾的兽性文化。 如果从兽性文化回归，有可能沿着撒旦文化，皇权文化然后是宪政的共容文化这样划一个大圈，完成文化形态螺旋上升的大循环。 但有没有可能从兽性文化直接过渡到宪政法治的共容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呢？ 圣经里说，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豫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又说，在人不可能，但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 ，凡事都可能。

越来越发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相当的有远见。有初级阶段就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那么中级阶段应该是什么样?我猜测中级阶段是以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和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和全民生物特征基因库的全管全控新时代。 不妨也展望一下高级阶段。实际越是高级阶段越是简单直接。高级阶段直接就是全民大脑植入芯片，从马列主义一直到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在芯片里，随时可以根据党的需要调用。这样既不用管也不用监，该去干活去干活，该唱赞歌唱赞歌，一切都按程序走。 也不用到处张贴牢记使命啦，不忘初心啦，不断洗脑提醒太low了。砥砺前行，一张红图画到底，一个芯片就能解决。

编者注: 我们在上期探讨了有关“上帝”一词在中国古书的用法和意思, 也思考有关上帝的自然属性, 例如上帝是永恒的、自主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本期, 我们将继续探讨中华祖先所谓的上帝, 特别是祂的道德属性(上帝是公义正直的、充满智慧的、满有怜悯的、满有恩典的、慈爱良善的), 并证实祂与圣经中的上帝是相符一致的. (C) 上帝的属性 (C.3) 上帝的道德属性 论到上帝的属性, 对中国传统文化起源和历史进行深刻审视的唐振基, 在其所著的《先贤之信》一书中写道: “上帝的自然属性是祂自己独有的, 但祂却与人类分享了祂的道德属性. 圣经记载,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 旧约圣经创世记1章26节,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在造人的时候, 上帝将祂的形像, 即可分赐的属性给了人类.”[1] 上帝是公义正直的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是公义的, 如 诗篇11:7所言: “耶和华试验义人; 惟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 祂心里恨恶. 祂要向恶人密布网罗; 有烈火、硫磺、热风, 作他们杯中的分.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祂喜爱公义; 正直人必得见祂的面.” 上帝恨恶作恶的人, 并公正地执行审判, 刑罚作恶的人, 包括君王和平民. 中国古籍中常描述上帝按人的道德, 来审判掌权者和国家.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尚书·商书·汤誓》(编者注:《尚书》亦称《书经》)如此记载: “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译文: 因为夏朝许多的罪恶, 上天[2]命令将它毁灭).[3] 商朝的人也很清楚, 要想获得上帝的赐福, 就必须在上帝的面前秉公行义. 《尚书·高宗肜日》记载: “惟天监下民. 典厥义. 降年有永有不永. 非天夭民. 民中绝命”(译文: 上天考察下民, 着重看他们行事是否符合道义. 上天赐给人的寿命有长有短, 不是上天有意缩短某些人的寿命, 而是这些人不按道义行事, 才中途丧命的). 有时人们也会对上帝的公义提出质疑. 旧约圣经约伯记就提到这一点. 人们也有这种质疑, 就是当事情变遭或环境不顺时, 就开声埋怨上帝. 对于那些质疑上帝的公义之人, 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荡之什·荡》给于的答案是: “匪上帝不时. 殷不用旧. 虽无老成人. 尚有典刑. 曾是莫听. 大命以倾”(译文: 不是上帝不善良, 而是殷朝不按照过去好的规章治国. 虽然缺乏

(A) 上帝在中国 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杨鹏于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 题为《“上帝在中国” 源流考: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 “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的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 然后站在‘上帝’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思想史展开分析. 从‘上帝’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很少……” 杨鹏在此书中如此介绍.[1] 杨鹏表示, 讲到“上帝”这一概念, 大家就会想到基督信仰(基督教), 但事实上, “上帝”这个概念本来是中国本土宗教信仰的概念, 在商朝的甲骨文里, “上帝”已经存在了. 杨鹏解释道: “一直到清朝结束, ‘上帝’祭拜一直是君王朝廷的宗教传统. 在商朝甲骨文中, 称至高神为‘帝’或‘上帝’. 到周朝的时候, 称至高神为‘帝’、‘上帝’、‘天’、‘皇天’等. ‘上帝’与‘天’是对同一至高神的称呼, 异名同谓. 至高神‘天’的概念, 也存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 比如‘听天由命’、‘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一切由天定’, 故‘天’是命运的至高主宰.”[2] 敬“上帝”或敬“天”既然是中国君王朝廷几千年的传统, 为什么“上帝”却成了基督信仰的概念呢? 杨鹏解释,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和学者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人, 用“上帝”、“天主”来翻译《圣经》中的至上神, 从此“上帝”这个中国本土至上神的宗教信仰概念, 就逐渐成了基督信仰中至上神(至高神)的概念. 杨鹏写道: “利玛窦等人用‘上帝’来翻译《圣经》, 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上帝’概念, 与基督教至上神的内涵相同, 可以用‘上帝’来翻译. 由于基督教的发展, 在中国百姓的意识中, ‘上帝’就等于至上神了.”[3] 有者认为中国古人所谓的“上帝”与基督信仰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 — “此上帝非彼上帝” — 因而反对杨鹏把东方中国古人的上帝视为西方基督信仰的上帝来讨论. 然而, 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则认为, 杨鹏通过对中国典籍的梳理, 发现了中国也存在过一个“上帝”, 其内涵和《圣经》里的上帝是一样的, 而这方面是“已经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 我们将在这两期进一步思考这方面的证据, 但在这之前, 让我们先思考中国古人所谓的“上帝”、“帝”或“天”究竟是谁? (B) 上帝是谁? (B.1) 词义的研究 论到“上帝”、“帝”或“天”, 唐振基指出,

一、历史记载中国人敬拜上帝 中国文化有四千五百年的历史，和以色列人一样历史悠久，道教源于公元前六百年，儒教源于公元前五百年，在没有任何宗教之前，中国人就信上帝。 中国史学家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6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典范。史记中记载，有一个叫黄帝的人（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他是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首，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在山东泰山，筑坛敬拜上帝。他说：“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上帝就是天的另一个名字，只有独一的主，没有第二位。 在《大明会典》中，有民谣是这样唱的：一、于昔洪荒之初兮，混蒙，五行未运兮，两曜未明，于中挺立兮，有无容声，神皇出御兮，始判浊清，立天立地立人兮，群物生生。翻译出来就是在洪荒之初时，混沌末开，既无形状，又黑暗。五行尚未运转，日月也未放光。因此在其中既无形状，又无声音，神皇由御驾出来，才将清、浊分开，他立天、立地、又立人，万物生生不息。二、帝皇立命兮，肇叁才，中分民物兮，惟天徧该。小臣请命，用光帝陪，庶永配于皇穹哉。译：当你出令时，你使天、地、人出现。在天地之间，你分配人及万物，而使天覆盖一切。我是你不配的小仆人，请求你出令，开启我能看见你，使我能在穹苍中永远站立在你的面前。 由以上的诗文中，我们清楚明白这位上帝创造了天、地和人。他是万物的真实父母，而他的爱也覆蔽着世界所有的人。他是那位高高在上者，他统治着宇宙直到永远，他的年日也没有穷尽，而他的慈爱也是无限的。普世万物都在他的管理之下，他们因他欢喜，并且颂赞他伟大的圣名，这就是我们中国所认知、所敬拜的上帝。我们可以十分坚定的宣告：中国古人和圣经中记载的上帝是同一位神。 二、中国的文字证明上帝 汉字的历史，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考古发现，至少有五千年了。最早汉字是甲骨文。中国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他是黄帝的史官，黄帝是当时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外交事务日益频繁，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联盟共享的交往符号。就在那个时代文字在中国也就出现了。中国文字要早于埃及金字塔几个世纪，而且都是象形字，每个字里面都蕴含丰富的内容，在当时的文字中，一些全球性大事都可以在中国文字里显示出来。两千五百年之前，有场大洪水，天下人的语言都是相同，都同心建造巴别塔，是大家都知道的大事，我们可

编者注 :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一书出版后, 获得各界关注。 有基督徒学者提醒说, 此书作者杨鹏并非基督徒, 并且声明他所希望建构的中国文化精神, 是以“上帝文化”为基础, 加上包含了儒、释、道、法、墨、阴阳历史传统的新整合, 所以阅读此书时必须谨慎。 诚然, 此书作者是以非基督徒的文化观点, 从“上帝”这个角度去考究和分析中国的思想史, 书中所言并非全都合乎圣经教导, 阅读此书的基督徒确实需要谨慎明辨。 无论如何, 此书显示作者的研究证实了人类文明的源头, 可能具有一致性与共同性; 中华文明之初有“上帝”信仰, 相信有一个至高的力量在主宰世界。 这样的观念正是圣经所教导的。 为了使读者对杨鹏的思想和此书的由来有进一步的了解, 本文附录让杨鹏自己发言, 也请读者慎思明辨。 “在上帝基础上中国文化的发展对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上帝既启示了西方人，可能也启示了中国人，而且整个流变过程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和信仰非常重要，没有信仰的自由主义很可怕。”6月25日，由北京汉唐阳光和腾讯文化频道联合主办的《“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国际金融博物馆召开。学者杨鹏回顾了新书的研究历程和由来，以下为发言： 杨鹏：中国思想史，是一部逐渐远离上帝的历史 杨鹏（学者，《“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作者）：非常高兴，今天是一个朋友小范围的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 第一点，我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历程和《“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的由来。本来想取的书名就只是《上帝在中国》，但出版社担心《上帝在中国》这书名就像是传播宗教，于是改成了《“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终极性的概念，这些终极性的概念是文明的核。中华文明中，终极性的概念，除了“道”外，就是“天”和“帝”。我与一些朋友，一直比较关心中国精神或文化的基础的问题，终极性的问题。我先研究“道”，2003年出版了《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这是一本非常详细的注解，通过对比儒家来理解道家。老子思想非常深刻的，极度冷静，极度功利，非常理性，甚至理性得让人脊梁发冷。老子的心态，更像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心态，冷静地观察研究这个世界的的规律。如果重写人类思想史，应将老子视为人类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思想家写入。 研究了“道”后，我转来研究“天”和“上帝”。研究中国的“上帝”信

专访《“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作者杨鹏：“上帝”与“天”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高之魂 作者： 施迦南 王新毅 来源:基督时报 去年，一本书引起了学界与基督教界的共同关注：《“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的作者是学者杨鹏，他不是基督徒，但却坦言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感受到上帝的启发。 作者藉助于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的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提出， “上帝”这个概念并非是近代、外来的基督教的概念，本来是中国本土宗教的概念，在商朝的甲骨文里“上帝”就已经存在了。 他还提到，这本书是他的一个初步的尝试，因为从‘上帝’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很少，他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上帝学’、‘上帝神学’。” 日前，基督时报同工邀请学者杨鹏分享他与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分享了他的创作经历、以及研究心得。 问：在中国，从史料的角度详细阐述“上帝这个词和上帝信仰在中国已经源远流长了”专著并不多见。请问，最初是什么原因激发了您想要写《“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呢？在写这本书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 答：写《“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是受了启示。人类知识有两类，一类是理性的知识，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代表，以理性寻求自然的规律，揭示自然的奥秘。从历史发展看，古希腊是理性知识最具代表性的起源。另外一类是启示的知识，传达神的启示，以宗教知识为代表。从历史发展看，启示的知识上，犹太－基督教最具代表性。中华文明中本是有启示的知识，但是，中华启示知识的传统被误解、被排斥、被压抑，人们心理上不太认可启示的知识。理性思维的功用是明显的，但也有限的，能使我们认识世界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对启示知识缺少理解，本是心灵和生命的缺陷。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是用学术的方式、理性的方式来传达启示的内容。本质是启示降临，形式是理性表达。这样做，是为了跟知识界好沟通。一些朋友对此书的形成很有帮助，他们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他们都有生命终极关怀和社会关怀。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只是一个开始，是为另一本更重要的启示性著作做的前期理论准备，上面这些朋友都知道这事。《“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我自己是不满意的，我承接了启示，但却没有充分表达好，有一种负疚感。有些启示内容虽然被呈现了，但从神圣启示转化为一本学术著作，中间有许多缺陷和错误，我要深化和重写这本书，改正因我个人知识不足的因素造成的缺陷。写书过程中

作者：杨鹏 愈来愈多人知道，中国商周以来，祭拜上帝就一直是中国的国家宗教。对这最高的神，中国商朝称帝或上帝，周朝多称皇天，同时也称上天、天、帝、上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等。明清所建最大的祭坛，北京天坛祈年殿中神位，名称为“皇天上帝”。 北京天坛祈年殿的皇天上帝牌位 中国三千多年君权史，君权天授是合法性来源。君王称天子，垄断上天祭祀，诸侯官僚百姓皆无权祭天。民间虽然缺少天崇拜宗教，但也留有天信仰痕迹，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天由命”、“天理不容”等等。 孔子信天命畏天命。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名言，表达的是天命选择的观念。 上天选择天子，天子敬天保民，这是中国最主流的合法性政治叙事。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即有君王祭祀上帝的传统，三千多年很少中断，这是中国的大传统。真正中断的历史，距离我们今天其实不到一百年。 中国古代信奉的这个上帝，这个上天，是《圣经》中那位God吗？这是个大问题。 不少基督徒认为，中国古代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他们这么想，不奇怪。基督徒以耶稣为上帝，中国古代的上帝，当然不是耶稣。耶稣生于公元年，这之前中国人敬拜上帝已二千多年。若以耶稣道成肉身论，道与上帝同在，道永恒自在，那么中国人敬奉的上天之道，与耶稣之道是什么关系，这是可以探讨的神学问题。 中国古代的上帝不是肉身的耶稣，那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圣经》“旧约”中的那位上帝呢？那位犹太教用“YHWH”（不发音）来指称，基督教称为耶和华的至上神呢？ 甲骨文“上帝” 甲骨文专家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胡厚宣等人对殷墟甲骨文中上帝的特征进行过专门研究。胡厚宣在《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历史研究》，1995年9期）一文中认为： 商人相信帝的权能极大，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都供帝驱使。由于相信上帝， 所以在甲骨卜辞中有很多关于帝与风云雷电，帝与农业收成， 帝与城邑建筑，帝与方国征伐，帝能降人间以福祸，帝能保佑作崇于殷王，帝可以发号施令等内容的记载。 胡厚宣（1911～1995年） 甲骨学家、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来熏阁书店，1951年）、《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来熏阁书店，1951年）、《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甲骨续存》（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以及《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论著目》。 如果按照胡厚宣先生总结的商

十指紧扣的好儿媳。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零时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正式纳入党卫军行列，国务院总理失去武警部队指挥权。这实际上是一次政变。

当我已化作烟水，但愿在漫漫浩淼中有我一片的波光粼粼，让后人偶然回头，也找到一瞬间的感动。

人类是一个整体，仁爱的国家有义务匡扶正义，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托起道德沉沦的底线。

《秧歌》是张爱玲于1955年创作的小说，描写小村庄农人金根一家在饥饿之中挣扎求存的故事，反映了土改后中国大陆的农村生活。 该书描写共产党治下的农村生活，农人面对乡干部、军人等多方压榨，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生活状况。故事背景设定于土改完成之后。以农民金根和其妻子月香为主要人物。金根为人讷言而善良。月香则精明而善于处事，本在上海帮佣，后来回到农村。在饥饿中，他们同旁人一样，都不得不面对沉重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也需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最终，为了给四乡的军属拜年，农会给每家摊派半只猪和四十斤年糕。金根因王同志说他斤两不足而“嚷起来”，被视为“反革命分子”，其女儿阿招也在混乱中被人踩踏致死。月香同负伤出逃的金根躲在山中。金根为免祸延妻子，投水自杀。月香则烧掉了村中的仓库，自己也被民兵赶入火海之中。等到春天来临时，村里依旧弥漫着饥饿。 《第九个寡妇》是著名女作家严歌苓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她的转型作。 内容简介：在解放后的镇反期间，错划为恶霸地主而被判死刑的孙怀清，执行时侥幸未死，被儿媳妇王葡萄藏匿于红薯窖中20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走出地窖，但这时他已经须发皆白，奄奄一息了。小说以这一故事为主要线索，结合王葡萄“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的故事，重点塑造了王葡萄、孙怀清等人物形象。 故事从新中国成立前写到20世纪80年代，时间跨度长达40几年。这段历史纷繁芜杂，触目惊心，为求苟活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变卖人格者难以计数，而强悍朴拙、蒙昧无邪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却“比于赤子”，秉持真朴。她在艰苦的环境中，身单力薄却有一种强悍的生命力量，始终恪守其最朴素最基本的人伦准则，能够凭着自己的倔强和执着达到生命的自在状态。 第九个寡妇 下载地址 Loading... Taking too long? Reload document | Open in new tab Download [2.49 MB]

律师这个职业存在就是颠覆国家政权，这不是律师的问题，是这个政权无法无天。 党委主管写个条子，想治谁得罪，要怎样治，公检法都得配合，有律师想较真，真拿着法律条文为依据在法庭上为当事人辩护，拿党国的难看，这个就叫颠覆国家政权。

良心犯张海涛太太李爱杰母子逃离中国。一个国家容不下一个良心人士，救不下一个良心犯，这只能说明这个国家从整体上而言没良心。 有人听不惯这话，这也正常，听假话听多了就听不得真话。这是一个缺少良知、正义和勇气的暗昧时代。面对强权对人权的摧残，大多数人选择不发声，甚至选择站在强权一边助纣为虐。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堕落时期，也就是袁红兵先生说得万年黑暗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什么？具体表现又是什么?我会慢慢的把我的思考给诸位汇报。

生命的路： 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暴君和暴民：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鲁迅，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

今天看记者采访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的视频，其中谈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在1950年朝鲜战争和1954年北越战争两次战争期间，美国曾计划两次核打击中国大陆，但都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并劝退美国使用原子弹和氢弹对付大陆军民。其后，美国提出可借用原子弹援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又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蒋介石在日记中反复提到拘押审治毛泽东的意图，毛离开重庆后说了一句话：“妇人之仁。” 蒋先生是个基督徒，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儒家的仁和基督的爱，也就是仁爱，才是治国理政所应秉持的基本价值。

今天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简称毛诞日。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距今有124年了。对毛泽东主席，我和我的家族与之没有任何私仇。我自小就崇敬毛主席，小学五年级那会儿，我还在我的铅笔盒背面写上毛主席万岁，那时候是1987年。直到硕士毕业后，我还在北京大学参与筹备并召集毛泽东思想与管理中国化论坛。并且曾与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江英教授一道拜访过邵华和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在北京西山军事基地有两道铁门岗哨的家。江英是毛新宇在军科院的导师。 那么，是什么让我转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了呢？老实说，是历史的真实和独立的思考。这里，简单总结毛主席的七个人生悲剧以及对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影响。因为，澄清毛泽东的这七个悲剧，有利于认清为什么中国人走到今天这个境地。 毛泽东 毛泽东的第一个人生悲剧，是作为赤祸东引的始作俑者，在1931年勾结苏联和共产国际外国敌对势力在中华民国境内成立国中之国——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分裂中国，并开启了全面内战。这让日本人认为是苏联势力在中国捷足先登，于是在随后的1932年迫不及待成立伪满洲国，激发了日本驱赶苏联势力并全面吞并中国的野心。这招致了中国从内而外战祸全面的蔓延。 毛泽东的第二个人生悲剧，是勾结日本军国主义，出卖中国国家战争情报，背叛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这在远藤誉的著作《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谢幼田先生的《中共壮大之迷》以及历史档案里都有明确的历史证据。这不但使得中国军民抗战的残酷性和死亡率大大提高了，而且不得不在中共建政后抗战历史教科书中编造黑白颠倒的完全谎言，让后来数代中国人不知道这段时期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真相，成为被中共洗脑的政治工具。 毛泽东的第三个人生悲剧，是在抗战胜利后，在苏俄支持和援助下，发动全面内战，极其残酷的屠杀中华民国国家军队和中国平民，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并彻底颠覆了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着力建设并尝试实施的宪政体制。在内战过程中，仅林彪指挥的长春围城一役，就造成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数十万中国军民遭遇饿毙和屠戮。对这次惨烈的战役，远藤誉在《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以及杜斌《长春饿殍战》的书中有基于史实更详细的表述。而后来林彪怕风畏光，怕水怕冷以及各种精神疾患，直到后来仓皇逃跑并坠机烧焦在蒙古温都尔汗，据说也是不堪忍受对战争中极端残酷屠戮同胞的回想和现世报。 毛泽东的第四个人生悲剧 ，是以西方马列撒旦主义为指导，缔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