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奴役之路》自序（节选）

作者：殷海光

海耶克教授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到奴役之路》一书。批评家们将这本着作和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相提并论,可见它的重要。一九五三年我才有机会读到这本著作。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困又乏又渴时,忽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

我平生读书与思考,受影响最深的要推罗素。除了罗素以外,近年来对我
影响最深的要推波柏尔和海耶克二位教授。我受海耶克教授的影响是从读《到奴役之路》开始的。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

我现在说自由主义是一种“主义”,实在有些勉强。我现在之所以用“主
义”一词,纯然是因为我找不到更恰合的字眼来表达我所要表达的意义。“主义”一词的用法,在许多情形之下,与现实层界的权势不可分。于是,它变成“只许信奉不许批评”的圣谕。这样一来,它带有权威的阴影,和强制的意味。

自由主义即令算是一种主义,也不是这样令人紧张的“主义”;否则根本就失其为自由主义的资格。自由主义可以被反对,可以被批评,而且无宁欢迎批评, 它也无惧乎反对和批评。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层面而已。

自由主义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活原理,及人际互动的一组价值观念,或对人对事的态度。它是人本主义的,认为个人是人生一切建构和一切活动的始原起点。个人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法治的基本出发点和功能, 并非保障政司的权力,而在保障个人之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从这一组设准出发,自由主义者看得最严重的事是镇制权力的随意滥用,并且反对国邦统治大 家的经济生活。自由和责任有不可分性。依此,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他的所言所行的后果都负有责任。不付责任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自由的。没有理知和道德观念作基础的骚动根本就不是行动自由。不从理知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出发的言论不是言论自由。骚动和不负责的言论往往招致极权主义的灾祸。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和东方的若干大变乱的史例可为殷鉴。

复次,近四五年来,我对海耶克教授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从他的著作和行 宜里体会出,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我所处的环境之动乱,社群气氛之乖谬,文化传统之解体,君子与小人之难分,是非真假之混淆,以及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颠困流离,在在使得我对他虽然心向往焉,但每叹身不能至。而且,近半个世纪中国的现实情形,不是使人易于麻木, 便是使人易趋激越。从事述要《到奴役之路》时代的我,是属于激越一类的。十几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到奴役之路》经过我的述要,于不知不觉间将我 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时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肃穆庄严是颇不调和的。关于这一点,我很惭愧。我认为我应该向海耶克先生道歉。

《到奴役之路》这本论着的述要,就所倡导的观念和思想内容来说,今后大部分有现实的生活意义。实实在在,它展示了一组生活的基本原理,因而也就指出了一条生活的大道。至少,依我的人生理想而论,有而且只有跟着这条大道走下去,人才能算是人,而不致变成蜜蜂、蚂蚁、牛群、马群、工奴、农奴、政奴,或一架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就最低限度的意义来说,这本书的述要之在这里出现,可能让这里长年只受一种观念和思想熏染的人知道,这个地球上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而且,在那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中, 说不定有的比他所熏染的更好。人不能完全借消耗物质来延续生命。人的生活还须有理想的远景。有道德相知识作基础的理想,至少比需靠现实层界的权势和利益来支持的种种气泡,较值我们怀抱得多。

古人说:“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近年来常常想,人生就过程来说,有些像一支蜡烛。这支蜡烛点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燃了。我从来不做秦始皇帝那种求长生不老的痴梦。那些借语言和幻想编织一幅图象来把自己躲藏在它里面的人实在是软弱的懦夫。世界上最刚强的人是敢于面对逆意的现实真相的人, 以及身临这样的真相而犹怀抱理想希望的人。现在,我像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这只蜡烛在蒙古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支蜡烛在尚未被蒙古风吹灭以前,有许多支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支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过东方的大地。

（民国）五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修正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湖北黄冈人，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台湾戒严时期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被国民党政权打压的代表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