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陈寅恪

导读：

他通晓二十余种语言，是近三百年来学问第一人，教授的教授，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书毛泽东、刘少奇要求学术研究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他后世凄惨，被批被斗被凌辱，最后被高音喇叭恐吓而死，至死宣称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要为学术争自由。

他是一代宗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渊博﹐他的成就说得上是前无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见来者。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

1904年秋天，14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作为大学预科学校的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

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汉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颇具意味的事，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抗战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进北平，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后到广州，最后留在了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陈寅恪遭到迫害，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一代大师哀哀求饶﹑自掴自辱﹐并说他从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马列毛﹐但革命群众仍不满意﹐迫他一写再写，现在把他一篇检讨公开如下：(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来往。我双目失明二十余年，腿骨折断已六年。(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待。

造反者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1967年夏妻子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 在最后整整两年的时间内﹐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包围﹐痛苦不堪。陈寅恪在凄苦之中写下最后一首挽诗：“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二十年后﹐梁宗岱夫人含泪写下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

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要为学术争自由。”

就此，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文史学家刘梦溪说：“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所以有力量，是由于他的学问里面有一种顶天立地、独立不倚的精神。他的学行经历，体现了一般知识人士所不具备的节操和气节。这就是他晚年在给蒋秉南先生赠序中所讲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以及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盖亦指此义。这是陈学最富光彩的精神层面。”这也是陈寅恪留给后世和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1939年秋，陈寅恪、唐筼夫妇与三个女儿避难香港。